莫言的使命感
来源:文学报 | 时间:2021年04月27日

文/张志忠

  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,把莫言的中短篇小说新作汇编为《晚熟的人》出版,尤其是其中还收入若干尚未在文学刊物上面世的中篇小说《晚熟的人》《红唇绿嘴》《火把与口哨》《贼指花》等,几近本书的一半篇幅,这就更增添了这部《晚熟的人》的信息含量和出版价值,让我们对这位诺奖作家的创作新绩有了一个整体的观照,看到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的新时代风景线。

  莫言在诸多乡土小说作家中,非常关注乡村的当下性,总是与时俱进地追随时代的新变化,乡村的新气象,有着强烈的使命感。他对于作家与时代的关系,有很精彩的阐述:“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?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答案。但是总而言之确实是一个波澜壮阔的、空前绝后的时代。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作家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,因为这样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。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人的丰富性得到了最强烈、最集中的表现。就是说这个时代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品的物质基础或者资源基础,剩下的就是作家的胸襟、气度和才华。”这样的敏锐,也让莫言从现实生活的巨大变迁和乡村人物的今是昨非中,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,开放的现实,开放的乡村,给农民的命运造成丰富的戏剧性变化,足以让有感应能力的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,要想文思不绝,只需追随偶然。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略加改造,要想文思不绝,只需追随现实,追随变化纷纭气象万千的现实生活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。

  短篇小说《等待摩西》就是这剧烈变化的乡村生活带给作家的精彩启示。在莫言的化身“我”的叙述中,少年时代的玩伴发小,因为其祖父的基督教信仰,被名之为柳摩西。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,却主动或者被动地卷挟到时代的潮流中,充当了一幕幕悲喜剧的重要角色:“文革”时期更名为柳卫东,在批判祖父柳彼得的群众大会上当众殴打柳彼得;他为了和马秀美的自由恋情,遭受其兄长数人血腥暴力殴打而不悔初心;在1980年代初期做生意发财,成为村庄远近闻名的企业家;接下来抛弃妻子和两个幼女离乡远行,一去35年不知下落……直到马秀美含辛茹苦地将两个女儿拉扯大,在女儿们的反哺下生活得到很大改变,已经将名字改回柳摩西的失踪浪子意外回归,带着一个雄心勃勃又令人发笑的“讨还民族财富”计划招摇撞骗;别人都以之为不齿,不计前嫌的马秀美却心满意足喜气洋洋,连她的家院都洋溢着一派生机,“我看到院子里影壁墙后那一丛翠竹枝繁叶茂,我看到压水井旁那棵石榴树上硕果累累,我看到房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,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……一切都很正常,只有我不正常。于是,我转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门。”一个普通农民的半个世纪,就这样皴染上时代的风霜与忧乐,令人莞尔一笑。

  《晚熟的人》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,都是这样,从1960—70年代讲起,一直延伸到当下,而且作品的重心就落在当下。这样的写法,表现出莫言尽可能地贴近当下现实的努力。莫言在1975年从军入伍之前,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在乡村生活和劳动了20年,对乡村生活的原生态和本真性体验,对农民情感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血脉混融,这是他创作的最重要资源。对于21世纪以来的乡村生活,尽管他经常会千里还乡探亲和短暂居住,但年龄、身份、大城市居住的生活体验,毕竟是与现实中的乡村社会渐行渐远。这是莫言和同代人作家,尤其是乡土文学作家描写当下乡村现实生活难以逾越的一道难关。各位作家面对这一难题的脱困思路各不相同,其近作各有千秋,但是表现当下乡村生活之笔力的减弱,毋庸讳言。像莫言这样,从既往年代追根溯源同时与当下现实“死缠烂打”,是莫言给我们提供的新的写作经验。

  《等待摩西》中,莫言有意识地将马秀美和祥林嫂作比较,马秀美在困顿中的形象,拄个棍子,白发凌乱,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形象非常相近,但作品的结尾处,马秀美并不是像祥林嫂那样木讷,腰背佝偻,骨瘦如柴,而是身体发福,面色红润。这就是百年间中国乡土文学的巨大变化。莫言相信农民自身强悍坚韧的生命力,相信广袤大地的博大襟怀。《火把与口哨》中的顾双红,本来是高密县城开蜡烛店人家的女儿,嫁给“我”的三叔,是迷恋他能够把似乎人人皆会吹的口哨吹得出神入化,臻于化境,而三叔也确实是经过高人指点,技艺非凡。但接连发生的灾难,让我们再次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:当矿工的三叔死于矿难,一岁半的儿子清泉被野狼叼走不知生死。全村的村民,加上当地的公安,为了追寻清泉的踪迹费尽心力而无果。但顾双红并不是只会一味诉苦的祥林嫂,她的胆识和行动能力令人赞叹。鲁迅借祥林嫂以烛照冷漠乡民和无奈之“我”,顾双红却用一把斧头和以制蜡烛的材料加上煤油精心编制的火把,夜闯狼窝,剿灭大小六只野狼,血刃仇敌。莫言笔下的当代乡村妇女,她们的精神禀赋和自立能力,远非祥林嫂可比。

  《晚熟的人》,是这部小说集中一篇作品的名字,又被他用作小说集的命名。按理说,它应该选用《故乡人事》更富有概括性,这也是莫言在发表《地主的眼神》《左镰》和《斗士》一组短篇小说时已经应用过的篇名。但《晚熟的人》更为准确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重要特征。

  时代的跌宕起伏中,光阴流逝。少年田奎因为一场少年人的恶作剧和严酷的生存环境,被父亲砍掉右手,许多年之后,别人要把当年的怨敌和有“克夫命”的欢子说给他做媳妇,田奎欣然应诺,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(《左镰》)。马秀美从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贫寒中艰难地走过来,成为高密东北乡“神迹”的见证(《等待摩西》)。和“我”一起割草、放牛、下河摸鱼的蒋二像柳摩西一样,也成长为一个企业家,他继承了家族的滚地龙拳传人的金字招牌,在红高粱影视基地上进行比武打擂台表演,用“突然袭击”的方式,让作品中的“我”为他站台助阵,又编造出一个参加过红高粱之战的日本鬼子的后裔前来上台打擂,吸引眼球,其计谋可笑亦可爱,但他确实也打拼出一方天地(《晚熟的人》)。贪图虚荣讲面子的孙敬贤死了,他对土地的天然热爱却传承到他的孙子身上,后者要在乡村中大规模地经营土地办农场而不务虚名(《地主的眼神》)。这就是农村的新现实,农村的现在进行时,田奎和马秀美苦尽甘来,像童话中那样,都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”。蒋二的文化产业高密东北乡地龙文化公司的创办,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

 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,滚滚后浪推前浪,它给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。在时代与人们的相互塑造中,人们发挥了最大的才能和智慧顺应时代追赶时代,不断地塑造自我修正自我,马秀美、柳摩西、蒋二、覃桂英、张二昆们,都是在时代潮流的推涌和召唤中应运而生,而且不断地与时代进行互动,在开放和调整中慢慢成熟,“晚育晚熟”,这也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。就像蒋二所言,“我们晚熟的人,要用一年的时间干出那些早熟者十年的业绩”。开放的时代,终身学习的时代,活到老,学到老,需要人们不断地在开放与学习中丰富自我塑造自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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